【第090章】 全面战争（1 / 3）

三次革命在民国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很短，几乎相当于往大水塘扔了一颗小石子所造成的涟漪，但是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敢忽视三次革命背后所蕴藏的深刻涵义。三次革命的迅速平定，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度过了自太平天国以来不断下降的政治权威的最低点，经历了这个底部，号称中国自古以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经验又找到了基于规律的表现周期。虽然自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以来，清朝政府一直维持着弱势统一的格局，但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光鲜是骗不了人的。不说太平天国这种另立政权、分庭抗礼的行为，单就“东南互保”这种藐视中央权威的往事就足以让上位者郁闷不已。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成功，固然与清廷孱弱、袁世凯留力有很大关系，但根源却是自1840以来愈发堕落的全国秩序。在政治学家眼里，抛去正义性这种光环不论外，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战争其实也是地方势力反抗中央的实质；在历史学家眼里，元明清三代的大一统格局在20世纪之初面临重大的挑战，倘若三次革命没有这么顺利的结束，必然造成全国分裂或者藩镇割据（真实历史也确实如此）。三次革命的迅速结束，标志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日益恢复，这无论对于全国的团结还是作为有秩序的社会其意义都是深远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中心不突出的大国里，一旦分裂必然造成最惨重的损失和倒退，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中国凡是获得大发展、国力强盛都是在中央政府权威最为旺盛的时候。

作为闹剧的三次“革命”迅速溃败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更让时任浙江都督的朱瑞处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地步。从内心状态来说，朱瑞是倾向于冯国璋等人的主张的，作为一个政客，他自然不会被冯国璋等人所找的遁词所迷惑，他真正害怕的却是中央政府将手伸到他的地盘里来；当然，从理性来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军人，他清楚地了解中央政府的军事威力。正是在这两种矛盾情绪的引导下，他抛出了“中立”打算，在他看来，冯国璋所谓的三次革命能否成功倒在其次，关键江浙一带素来是英国人的范围，中央政府要想迅速拿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战火延续的时间一长，这中间的变数就多了，自己打出中立的旗号，一方面可以观察形势，谁比较有利就倒向谁；另一方面也可以待价而沽，让两方面都费尽心思拉拢自己。但他万万没想到，三次革命戏还没有开场就已落下了帷幕，让人大跌眼镜。饶是他眼疾手快，在南京城破之日就通电服从中央，秦时竹也不打算放过他——彭家珍、商震、王云山数万大军在夺下南京、占领上海后，以泰山压顶的气势朝浙江扑来。

就在德军濒临列日炮台城下时，英国借口履行1839年条约义务，以比利时遭到德国入侵为由，向德国提交了最后通牒——“限在公元1914年8月4日23时以前，请明确回复：德国政府是否尊重比利时国中立地位？”

显然，箭在弦上的德国是不会理会这个最后通牒的，8月5日凌晨，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仍未得德国政府正式回复，便依照既定计划致函德国驻英大使：“因德意志帝国政府置大英帝国政府再三劝告于不顾，践踏国际公约、悍然进攻比利时王国领土，破坏其永久中立国地位。大英帝国政府为维护条约尊严，保护比利时王国独立和中立地位，自公元1914年8月4日23时起，对德意志帝国处于战争状态。”

至此，一战终于将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所有强国都席卷了进去。

英国的参战揭示了一战范围的继续扩大，但同时也造就了大英帝国在其余各个地区的收缩，三次革命的平定，固然是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国防军势如破竹的结果，但英国在华势力的放手同样让战争结束的进程加快，而原本涉嫌三次革命内幕的日本方面也出乎意料的没有行动，同样让人感觉怪异。当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为了“昭示”中国政府专注于内部事务的解决，外交总长陆征祥根据秦时竹的指示发布了公告，宣布中国执行中立政策，同时声明：1、中国政府对欧洲各国在华侨民和所属机构予以一视同仁的保护；2、各国不得利用中国租借的领土用于军事目的，更不得攻击他国；3、参战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攻击中国领土。声明是发出去了，可帝国主义国家从来没有把中国的立场、声明、宣言等放在眼里，这一次究竟有多大的效力，陆征祥也是忧心忡忡，在原本的平衡和制约因为大战被打破后，他最为担心的就是有些国家借机生事。在私底下，德国对中国的政策表示了感谢，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赔偿德国用于开发青岛的建设资金和另外提供一个优良港口，德国方面愿意和中国政府商量归还青岛的事宜。虽然知道这是德国人的缓兵之计，但终归有一线收回的希望，陆征祥倒是天天和德国方面密谈——这要是能做出成绩来，也不枉吃了这么多年的外交饭。

出于外交人员的敏感和政治洞察力，陆征祥在领受任务时也向秦时竹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日本一贯对胶东地区虎视眈眈，现在德国既陷身于欧洲，恐怕将有出人意料之事发生。”

但秦时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