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离岸平衡（2）（1 / 2）

所谓沈麒昌是第二财政总长的传言在朱尔典等人看来那是最恰当不过了，甚至他这个“财政总长”的真实权力还要大得多。当然，中国政府也不完全是瞎闹，各类竞争性商品或者与战略物资距离较远的商品，出口税率还是保持在5的幅度，例如，手工制品、纺织品等。这类商品，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原料易得，生产便利，主要以轻工业为主。虽然也能够与军用物资扯上关系，但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容易被取代或者有较多的替代品，那就不适用高关税政策——否则只能是窒息民族工商业。

趁着进口商品大幅度减少的机会，正是着力发展的当口。除了出口关税保持不变外，其余苛捐杂税一律取消，平均下来，比原先的环境宽松不少。一时间，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办厂的，开作坊的比比皆是，人人都从中看到了机会，虽然免不了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这样的缺陷，但对中国而言，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特别是原来以地租收入为主的中小地主受工业发展的感召之深，已经有很多变卖了田产，开始了封建地主向资本主义工商资本家过渡，从而造就了一个新生的阶层。

种种的历史迹象与现实发展，竟然与秦时竹在人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常委会议（扩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分毫不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实业的兴起，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小所有者投身于巨大的经济运行洪流，从封闭的、自我满足、自我隔绝的小经济圈子里走出来，进入面向市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大经济圈子里。

由于这种积极的政策推行，更由于经济景气情况的显而易见，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运行是处在温和通货膨胀中的，无论是劳动力价格、生产资料和不动资产的价格都较战前有了明显的上升。但是，由于各国陷入战争，通货膨胀情况更为突出与严重，反倒显得中国是经济繁荣、币值坚挺一般。

秦时竹等人认为，温和通货膨胀，对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有利的，对15的人影响不大，只对5的人有较大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是以农村农业结构为主同时伴有先进工业生产的二元社会，在农村中，90以上的人口都是赤贫状态或贫苦状态的，大都负有债务而没有现金类积蓄，通货膨胀之后意味着他们的债务负担无形中减少。在城市工人阶级以及农村非农小生产者中，固然因为物价上涨影响了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但因为劳动力的价格也在持续上升，工人工资与生活必需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依然维持了稳中有升的局面。受损的5是什么呢？在农村中是除了货币地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主，在城市中是以高利贷者为典型的寄生阶级——包括隐匿其中的当铺等行业。但是，制定一项政策不可能100的人都能包括进去，现在的经济发展思路，就是要把经济搞活，要让深受土地束缚的地主和农民摆脱出来，成为新经济力量的创造者，有80以上的得益者，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秦时竹等人民党主流派不同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左翼“平均地权、抑制资本”的观点。认为，尽管在封建经济形态下，地主的生活比农民优越得多，但如果从土地束缚性上来说，地主其实也和农民一样被土地统制得死死地。地主依赖于地产正如农民依赖于地产一样，地主和农民是利益直接冲突的对立面，遇到天灾人祸，地主便是首当其中被冲击着。人性的好恶固然占有很重要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没有空虚且可以任意填塞的人性，人性背后总是与具体的经济基础和利益链条相联系。你得到的便是我失去的，在这个思维模式下，再加上土地兼并的历史规律，两者的冲突是必然的。而地主阶层深受土地束缚的要害还在于，他们如果把土地转换成货币资本后因为环境对工商业发展的不利，特别是进口商品的冲击和官僚主义的过度索取实现不了平均利润率——这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源。

转换成工人与资本家阶层后，两者的对立虽然同样存在，但工业比农业有更大的延展性与发展空间，也有更多的弹性。毕竟，不依靠技术进步，不管气候如何优越，一块土地所能产出的东西总是有限的，但是工业却可以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大幅度增长，远远没有到生产过剩的时刻。换而言之，工人与资本家就蛋糕分配的冲突可以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缓和。

欧战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而且还获得了高速增长的空间，这样的机会对于民族工商业来说，更不啻于春天的雨露。即便在历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也出现了大发展，更何况在穿越威力后，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现在呢？

收回胶州湾、与日本大战辽东，除了民族主义的既定国策之外，还有展示国力的意味。只有让民众看到政府对民族产业的保护与扶持，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身于实业发展洪流。在这个背景下搞“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只能是本末倒置——中国固然是一个分配很不平衡的国家，但首先是一个极端穷困落后的国家，若不是因为有穿越优势的北方实业撑着，中国随便哪个指标都不是列强的对手，但北方实业作为金字塔塔尖，需要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