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国策建设（3）（1 / 3）

所谓财政不成问题，无非是秦时竹给熊希龄的定心丸，只要欧战继续，国内工商业持续发展，那么明年的财政增收就不成问题。而且，还不是小增，是大增、特增，所以尽管秦时竹说的含含糊糊，给钱的时候又分外大方，熊希龄也懒得多扯。钱多了，自然要花，这是天经地义，何况，这些钱不是扔在水里，是能够见效的长远投资，将来能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回报，他又不是看不到这个前景。

但是，当秦时竹说起国策建设的第三项来时，他还是感受到了压力。

所谓国策建设的第三项，重点便是全国的水利建设。

从秦以降，中国的水利建设都是被动的、事后补救型的——只有当某地发生水患，才会想着治理。从大禹治水开始，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习惯思维。但秦时竹的倡议，却是要把水利建设成为主动的，防范于未然的事件。

“从大局来看，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却是不稳……农业到目前为止，9成5以上还是靠天吃饭，还是靠了粮食。”在有关粮食生产关乎国家安全的大课题上，后世的秦时竹所熟知的情况和20世纪初的中国并不一样。前面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担心国际上利用中国粮食自足率不足来卡中国的脖子，而后面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大宗倾销的风险造成农民破产——这是国力强弱不同的两个层面，但本质却是一样的，粮食生产关乎国家安全。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最近这几年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总体产量有所上升，特别在关外推广开垦和部分实现机械化运作，粮食产量有大幅上升。但目前面临的问题也非常严峻，我概括一下，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粮价整体平稳，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粮价这个东西，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更不是长期不动最好……目前的粮价，反映了农民的辛劳程度，但对于国策，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诸位，如果粮价高昂，则工人阶层负担沉重，而农民因为较高的粮价而得以维持生活，有利于缓和农村矛盾。”

正如秦时竹所指出的那样，粮价肯定不是越高越好，高粮价只会阻碍地主向资本家、农民向工人的转化进程。这一点，在秦时竹未穿越前的时空里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但土地产出不能容纳太多的生产力时，用高粮价把生产力束缚在土地上只能戕害整个经济的运作。当然，过低的粮价不利用形成农村的稳定，在转化之路循序渐进的当口，一旦粮价大幅走低，特别是面临大幅倾销的时候，容易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从长远来看，粮价的涨幅应该略低于各种生产资料的涨幅。当然，在一战的背景之下，事情还有更多的变数——倘若没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将丧失大好的出口机会，而且逐鹿行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战略储备。所以，秦时竹也坚持认为，粮价如果固话，更不利于形成资源的自发配置。

第二点，粮食生产不够稳定、靠天吃饭。粮食价格的波动，除了小部分的投机因素以外，主要就受制于气候条件——这就造成了不可预见性。偏偏粮食又不同于工业品，生产季节性很强，错过了天时，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必须有一个宽限的储备以及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兴修水利，重点就是克服靠天吃饭的那些弊端，让生产实现正常化，让不可预见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于，这种不可预见性还和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凡是天灾，必然大乱，中国如此辽阔的幅员，一年到头肯定有地方遭灾，不兴修水利，就是等死。

第三点，粮食生产科学程度太低，产量不足。虽然这个时候弄不成杂交水稻等高级品种，但秦时竹看过资料，10年代的单位产量不要说与杂交水稻之后的规模相比，就是比起土改之初也是大为不如。这当中，最要紧的就是化肥和除虫剂。至于环保问题，则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先让人生存下去，然后再生存好，才是符合发展的内在规律。

对秦时竹有关粮食问题的论断，内阁陷入了短暂的争论。对于农村问题，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大家当真是不敢掉以轻心。

从情理上说，粮食当然是生产的越多越好，但是，鉴于谷贱伤农的弊端，谁也不敢担保，粮食生产到什么程度是最为适宜的。再加上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粮价就如秦时竹刚才所分析得那样，变得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水利建设，无论对粮食增长有多大的促进作用，都是势在必行的。谷贱伤农，无非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一旦发生水灾，则是社会问题了。

“大总统的论断我赞同，水利非大力兴修不可，但是……”熊希龄不是要唱反调，而是讲起了他的担忧，“一直以来，河工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何修缮，着实棘手，而且，巨额开支如何分摊，亦是难事。”

“兴修河工，原本都是中央出一部分，其余由地方补足，但地方贫苦已久，必然只能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岑春煊做过封疆大吏，深知其中的问题，“原本可能只要100万，但经过地方的拨弄，说不定要征收300万，是故都以承担河工为苦，民众也是怨声载道。这个问题倘若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