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2 / 3）

那里，承认正题就必定要否定反题；靠正题就够用了，唯正题不可动摇。反题呢，几乎是不应提及的谬说。

我不曾否定正题中的真理成分，问题是，当某些命题被独尊为绝对定律，被看成无所不包无有例外的定律，被看成不可再补充再探究再发展的认识顶峰时，真理性的光辉，也许就熄灭在机械论的“出路”里了。

我觉得也许应该注意到三个方面：

一、用具体分析的眼光，看本质的层次性。“本质统一”，是钱念孙解决矛盾的一把钥匙。比如他承认“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但他论证“从本质上说”“并不矛盾”，于是，问题似乎就没有意义，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可怀疑的是，矛盾的对立难道就是非“本质”的？是表象或假象的？就可以不在意不深究？“本质”是一个常被滥用的词。应该指出，事物在不同层次呈现出不同的本质，正如人们用显微镜观察一滴水，随着镜头放大倍数的增加，可以看见微生物，细胞，分子，一个层次一个世界。把不同层次的问题强拉到一起来讨论，没什么意义。恩格斯说：平面几何里有直线和曲线的对立，但“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然而恩格斯并不认为直线和曲线就没有区别和对立，不认为平面几何只是非本质性的玩意儿。显然，一定层次内的对立和另一层次内的统一，具有不同的本质意义，它们不可互相替代。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在一定条件下，曲高和寡会转化为曲高和众，“阳春白雪”可以变成为大多数读者能欣赏能评议的“下里巴人”（尽管那时又可能有新的“阳春白雪”）。大而言之远而言之，作者与读者是方向一致共同前进的。但并不能由此认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矛盾已成历史陈迹。同样是大而言之远而言之，在每一个不同时代，都存在各各不同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而且它们真实地对立着。面对这种真实的和本质的对立，怎么办呢？斩一留一你死我活吗？截长补短整齐拉平吗？不，也许应该容许和鼓励某种“不一”，让它们各用所长，共存共荣。如果你谈对立，我就谈统一；你谈平面几何，我就谈微分学，用“本质统一”来了结一切具体矛盾，那么，这种单一而绝对的“本质”模式，只会把活生生现实挤压成干瘪的单面标本。

二、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因果的概然性。“单线因果”，是钱念孙分析矛盾的一种方法。比如，他说：“只有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原因），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生活（结果一），从而很好地表现生活（结果二）。”这种推理通常说来没什么不可。如同人们说水受热而升温到摄氏一百度（原因），就会蒸发（结果一），就会使蒸汽冲开壶盖（结果二）。但在精确分析之下，描述就还需要补充。众所周知：水的蒸发还依赖特定的大气压力及水纯度等等，这些因素又牵涉到后面更复杂的因果网络。而作者呢，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比方有丰富的生活感受，有联系实际运用理论的能力，有良好的艺术直觉和文学技巧，那么他纵然有一肚子好理论，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从逻辑上说，要解释一种必然结果，须确定全部原因亦即全称条件，这样做太困难。因此通常对因果的描述，尤其是对一因一果的描述，带有一种近似性、概然性。大由此不难理解，在复杂的文学天地里，理论家与思想家之间，思想家与文学家之间，不是严格的互等。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可能塑造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避免概念化和图解化。同时也应该承认，理论素养高的作者，不一定不走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道路；理论素养低的作者，不一定就不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艺术形象。从一部文学史中找出这两方面的例证都不难。这些不确定联系，说明有多种概然因果关系在交织着起作用。作者创造艺术形象，有的主要靠生活感受触发（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理论）；有的主要靠正确理论启迪（当然不是完全脱离生活）。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旁人对这种多因一果和主因各别的复杂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出各种侧重点不同的命题，其实都有真理成分，都值得我们考究和利用。

三、用不断发展的眼光，看真理的局限性。王蒙有一个好观点：“最好最公认的文学规律，也有例外。”不能因此而否定规律的作用，也不能不容许有例外。正确的理论总会碰到它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纯属正常。王蒙的疏忽之处在于，规律所不能概括的“例外”，不会是脱离了一般的特殊，不会是无规律和超规律的怪物，不过是寓含着某种人们尚未认识的规律罢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外就是未知规律的呈现，更应受到重视。对它的无知和欲知，常常是认识发展的可贵。在辩证法看来，理论有普遍意义，方能体现真理的绝对性；理论的效用局限，方能体现真理的相对性。如此两分，才是正确的真理观。我们常说作者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才能较好地认识和表现生活。但屠格涅夫理论素养并不很高，思想也远不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那样进步和深刻，他的作品却比《怎么办》和《谁之罪》更获佳评。曹禺写作《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