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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米兰·昆德拉之轻(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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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权遭到践踏,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了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得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入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情绪的、深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历史伤口不应回避,也没法回避。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因思想的贫困和审美的粗劣,这些作品的大多数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色。

昆德拉也在写政治,用强烈的现实政治感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露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也是乐于并长于作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入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共产党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苏联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失掉了最开始那种解放个性的初衷。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这样,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return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说。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different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小说,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different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入俗和出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度向的小小圆点。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尔特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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