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笔记本(2 / 4)
见“司令”板着脸一语不发,另外有两个不相识的彪形大汉,一个守住门口,一个站在“司令”身边,左手叉腰,衣襟被掀了起来,裤腰上插着一把手枪。从他的脸型来看,显然是一个日本人。
一看这情形,陈振声完全明白了。但是,他非常镇静。
“陈先生,你好好跟他们去!”
陈振声点点头。“让我去换件衣服。”他说。
“不必了。”
那两人左右挟持着他,上了预先停在门口的汽车,往虹口一带疾驰而去。
在车中,陈振声一言不发。他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他平日的工作,做得非常“干净”,在他卧室里是搜不出什么来的,唯一的麻烦,是随身携带的那个笔记本,刚才他要求回卧室去换衣服,用意即在想办法弄走那个笔记本。现在仍旧得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
“对不起,有火柴吗?”说着,他伸手到口袋中去,表示他是在掏烟盒,事实上他想把笔记本夹带出来,再找一个空隙藏到什么地方去。
但等右手一摸到左襟的夹袋,他禁不住大吃一惊,片刻不离身而且永远放在那个口袋里的笔记本,此刻竟不在身上!
会到哪里去了呢?仔细想了一下,今天一早还检视过,下午天气太热,曾把上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但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办事的屋子,似乎不可能有人会来偷他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到底是怎么掉了,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要研究的是,可能落在什么人手里。
这不外乎两个结果,一是有人蓄意来偷他的笔记本,那么,今晚上被捕,就是必然之事;一是无意中失落,恰如塞翁失马,消除了唯一的“罪证”,出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条生路。
于是,他将原来准备从容就义的想法改变了,除非他们拿得出证据来,他将不会承认什么!
果然,他们拿不出证据,陈振声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咬着牙关忍受笞挞及疲劳讯问。大约半个月以后,非常出人意料地,竟被允许接见来探问他的人。这个人,是丹珍。
“你好吗?”丹珍眼圈红红的,可是嘴角上挂着比哭还要令人难受的笑容。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说。
丹珍对监视着的人看了一眼,微微摇头,似乎有不便回答的神气。
他知道她有许多想问而不便问的话,譬如挨打了没有?挨饿了没有?到底你是不是“重庆来的”等等。于是,深深地投射以感激的一瞥,表示了解和安慰。
“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在替你解释。你放心,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他点点头,仍旧不能说什么,但是心里却另有一种酸楚,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丹珍。
彼此这样凝视着,加上监视的人的冷眼,陈振声感到空气似乎僵化了,必须得找些话来说,才可以把时间延续下去。
“维拉该生了吧?”他忽然想出这样一句话。
“生了,生了三只小狗。”维拉是丹珍心爱的一条北京狗。
“将来送我一只来喂。”
“你不早说,让人要了两只去,现在只好把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只给你。”
“那何必——”陈振声忽然没有意绪再说下去。生死莫卜之际,居然那样认真地来讨论一只小狗的问题,不是太可笑了吗?
“喂,喂,时间到了,你该走了!”监视的人吆喝着说。
丹珍留下了她带来的食物,带走了怅惘不舍的神色。而陈振声却有了许多事可想,在漫漫长夜之中,似乎更感到时间的残酷。
然而,他真没有想到,他会很快地恢复自由——有限度的,他为丹珍的父亲所保释,并且限制了居住的地区。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住在丹珍家里。过去的关系当然是被隔绝了,一方面他知道他被监视着,不许再跟任何他们所怀疑的人接触;另一方面他觉得有不为丹珍父女找麻烦的义务,因此死心塌地守在丹珍家里。不久,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又比较自由了一些。但是经过那一番波折,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已经风流云散,只有吴沛炎是他能够找到的。据吴沛炎说,在他被捕的同时,有他一个系统上的两位同志也出了事,至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一个杨毅失踪,但是可以确定,绝非被捕,那么他的失踪就很值得让人怀疑了。可能这一次的案子,就是杨毅捣的鬼。
然而,十六年后的杨毅,亲口否认了!杨毅所说的经过也许牵强离奇,只是谈到“关系”的话,他不能不在内心做冷静的检讨。那两位跟他同时被捕,最初下落不明,胜利以后才证实了已经殉难的同志,是他的“关系”,在那笔记本上,就记载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因此,在事实真相无法彻底明了以前,他不能说他毫无责任。
失落了那笔记本,一直是他内心的隐痛,因为那是工作上不可原谅的过失。而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失落笔记本又似乎不尽是一种过失,竟是破坏组织、葬送同志的罪恶了!
他的远祖是明末的遗民,他的父亲是创造民国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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