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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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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掞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说,“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掞,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掞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掞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支笔,一锭墨。王掞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史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掞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掞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湖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安藏”的目标,可说已完全达成了。封号为“宏法觉众”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已在九月间坐床;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掌理前藏后事;颇罗鼐被视同蒙古、青海的台吉,掌理后藏后事。同时有上谕:留蒙古兵两年,戍守西藏,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

但是,皇帝既未大赏将士,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有他的一番打算。

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让胤祯在穷边极塞,苦寒荒凉之地,磨炼个三年五载,不但“吃得苦中苦,可为人上人”,而且习于军旅,多经战阵,遇到外患内乱,才能从容应付。

当然,能够收服准噶尔,做到真正的统一,版图之内,尽皆臣服,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即使武功上差一点,可是领兵出塞有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将军延信、副都统吴纳哈,领兵进驻西藏。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渐次部署远征准噶尔。不幸地,就在这时候,先后发生了两处变乱。一处是在山东,有个盐枭叫王美公,聚众作乱,自封为“大将军”。这场变乱,形同儿戏,很快就为官兵扑灭了。

另一处比较严重,发生在台湾南部,有个原籍漳州府长泰县,移居凤山的朱一贵,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虽以养鸭为生,但任侠好客,很有些前明志士、山泽英豪、奇僧侠客,出入其门,酒酣谈兵,意兴极豪。

其时承平日久,吏治日坏。知府王珍是个贪官,苛征暴敛,民怨沸腾。康熙五十九年冬天,格外寒冷,兼以地震,失业人多,谣言四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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