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1 / 21）

五年庚子，高宗七十万寿，早在四十一年丙申，浙中大吏就已奉到密旨，定在庚子年南巡，以前几次都只巡幸灵隐、韬光，是北山一路，这回要游南山，自然要开跸路。庚子年还到了虎跑寺，御笔题诗。这就是上面两句诗的来历。”

“那么，大行指谁呢？不会指高宗吧？”

“当然不是。皇帝宾天，尚无谥宗、庙号以前，暂称‘大行’，这‘大行’是指仁宗，庚子年曾以皇子身份随扈，到过虎跑。当时仁宗的遗诏还未颁到浙江，百姓还不知道，所以野僧还在盼望。”

“等我想一想，你这首诗里面，说了些什么？”燕红吟哦了两遍，方又开口，“仁宗乾隆四十五年随扈，到他嘉庆二十五年驾崩，时隔四十年，野僧犹盼再来，足见仁宗有令人难忘之处。你这首诗名为题虎跑寺，其实是悼念仁宗？”

“可人、可人！”龚定庵拊掌而言，“我辈小官，又不是天子近臣，如果也来个大行皇帝挽诗四章，未免令人齿冷，只好借题发挥，聊表哀思而已。”

“还有呢？”燕红说道，“不要借题发挥，要你自己陶写情感的诗。”

于是龚定庵回忆几次游湖的情形，觉得有一首词可以念给她听，他说：“我廿一岁那年，由副贡考充武英殿誊录，目的是想多读禁中秘籍，哪知这年三月里，父亲放了徽州府，随行回南，跟我母亲到苏州去看我外公金坛段先生，顺便娶了我表妹，回杭州祭祖。也是这种天气，我来逛湖。说实话，小时候逛西湖，只觉得好玩，并不能领略西湖的好处。别来十年，重到西湖，才知道果然清丽。当时填过一首长调。”

“这时新婚宴尔，一定有许多得意的句子。”燕红问说，“调名叫什么？”

“《湘月》。”龚定庵接着便念：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这是上半阕？”

“是的。”

“修饰之文，谓之雕龙，‘雕龙文卷’一定是指无用的八股文章；‘屠狗功名’大概是指武英殿誊录，可是何以谓之‘曾是东华生小客’？东华不是指大内吗？”

“我父亲一直是军机章京，军机处在大内。这不过是装点的话，来反衬‘屠狗功名’而已。”

“别说苏小，我亦要笑你非计。”燕红又说，“上半阕牢骚满腹，下半阕呢？”

龚定庵接下来念下半阕：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燕红低低吟哦着，“你是生来不得志的词客英雄。”

龚定庵笑道：“倒说得我像辛稼轩了。”

“你自己说呢？”燕红问说，“仿之古人，你自己觉得像谁？”

“你说像谁？”

燕红听人谈过好些龚定庵的狂态，所以脱口答说：“像汪容甫。”

龚定庵大笑，笑停了说：“倒也有一点点像。”

“岂止一点点？汪容甫戏侮盐商，不就像你跟你叔太爷无礼的情形一样吗？”

汪容甫是乾隆全盛之时，扬州的大名士，受盐商的供养，却最看不起盐商。曾有一个称为“总商”的盐商领袖，南巡时报效了一笔巨款，因而得蒙赏给头品顶戴及花翎，那总商便天天戴着红顶子，招摇过市去拜客。汪容甫看不惯他那副猖狂模样，便特地备办了一副“行头”：身上是一套纸扎店中定制的纸糊袍褂，头上一顶农夫所戴的笠帽，上缀一枚小红萝卜，作为头品顶戴，后面还拖一把鸡毛掸子，当作花翎。骑一头小毛驴，由他的一个小儿子牵着，跟在那总商的绿呢大轿后面，轿行亦行，轿止亦止，路人见了，无不狂笑。那总商情不能堪，送了一千两银子，请他停止这样的恶作剧。汪容甫拿了那一千两银子在妓院中大肆挥霍，一夕而尽，是个很有名的故事。

龚定庵也常戏侮他的叔叔龚守正，说他“一窍不通”，又说他叔叔做学问，尽在“五色书”中。有人问他何谓“五色书”？他说：“红面者缙绅录，黄面者京报，黑面者禀帖，白面者知会，蓝面者账簿。”将龚守正拼命做官，只会盘算应酬的俗气形容得淋漓尽致。但实在也像汪容甫戏侮盐商那样，未免刻薄。

“古来才人，大致都是这样恃才傲物。”燕红出以恕词，接着又问，“如果你自己不承认像汪容甫，那么像谁呢？”

“我不知道像谁，不过我所心仪的人物，词里面也有消息——得意则‘狂来说剑’，失意则‘怨去吹箫’，不为范希文，便为姜白石。”

想到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的故事，燕红的名字与长于箫管——要说破了，立刻就会牵扯在一起，因此她只谈范希文。

“如果要让你像范文正那样去守边，我想你吃不来那种苦，就是范文正也未必喜欢那种遭遇。”燕红接着便念了范仲淹的两句词，“‘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