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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关碍?”

“就是情面。”翁同龢说,“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

“啊,啊!”恭王脱口插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又是一回事。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王爷,还想知道些什么?”

“案情。”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便很难回答了。全案经过,颇为复杂,一时哪里讲得完?只好再问一句:“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竟一无所闻?”

“不是,你误会了!”恭王答说,“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杨乃武是不是负冤?”

“是的。”

“那么,那个什么小白菜,也是冤枉的啰?”

“正是。”

“这么说,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

“不是。”翁同龢又说,“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还是病死,都大成疑问。”

听得这话,恭王很注意了,“然而,何以初验、复审,都执定是中了砒毒?”他问。

“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还得提尸棺到京,详细复检。”

“噢!”恭王想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

“关碍就在这里!刑部不能破除情面,所以至今还未复奏。”

“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保全善类,朝廷责无旁贷。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亦不宜过于苛责。”恭王问道,“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

“那就不知道了!”翁同龢提醒他说,“军机章京中,杭州人很多,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

恭王会意,余杭县官声不佳,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又不曾亲履其地,不便直说而已。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中两主犯,到底有奸情没有?”

“这,这恐怕不免。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不能说他们有奸情,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听讼如有此成见,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

“嗯,嗯!”恭王深以为然,对他自己这一问,作了解释,“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所以,这一案,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话就更容易说了。”

“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顾及千年万世之名,实在令人钦佩。”翁同龢肃然起敬地说。

“案情症结,我全明白了。不是我跟宝佩蘅私交很好,替他辩白,平心而论,他并无故意偏袒同年的心,至于他人如何想法,非他所能负责。我再跟他提一提就是。”

光提没有用,翁同龢心想,得要宝鋆亲口交代桑春荣才好。这样想着,便即问道:“王爷打算怎么跟宝中堂说?”

恭王反问:“你要我怎么说?”

“请王爷关照宝中堂,能够对桑公有所表示,不须有何顾忌。”

“那还不如我来交代桑白斋。”恭王答说,“宝佩蘅本来就未曾袒护刘某人,我那样说,似乎有疑他之意,不大妥当。”

“是,是!”翁同龢急忙答说,“若得王爷亲口交代,当然更有力量了。”

对于恭王交代的话,在桑春荣看,就等于是上谕。“不必顾忌”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宝鋆以外,杨昌濬与胡瑞澜亦不在顾忌之列。桑春荣虽觉得人钱财,不能与人消灾,自不免疚歉,但既是恭王的特饬,事出无奈,亦有一句话可以推托。这样一想,内心也就释然了。

于是他找了翁曾桂来问,案子审到如何程度?翁曾桂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答说:“非提尸棺复检,并传刘锡彤、沈彩泉以及余杭县生员陈湖到案讯问明白,不能结案。”

“既非如此不可,只好奏闻请旨。不过,做事还是要留退步,该当怎么样一个步骤,请你们好好商量,切忌冒失。”

翁曾桂与林、刚二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是咨行浙江巡抚,将陈湖列为被告,即行革去生员,监管解京;第二是奏请提验——刚毅毕竟找到一件成例可援,措辞就更方便了。

奏折一上,立即便有了一道上谕:“刑部奏:承审浙江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援案请饬提验一折,着杨昌濬将余杭县知县刘锡彤,即行解任。其门丁沈彩泉暨葛品莲尸棺,派员一并押解送部。传令刘锡彤跟同检视,以成信谳。”

这道上谕,并未交内阁明发,由军机处交兵部寄到浙江。读毕“廷寄”,杨昌濬知道乱子闹大了,心境十分沉重,同时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唯有找幕友来问计。

他的幕友,倒是谨饬识大体的人居多,都以为事到如今,唯有恪遵朝旨,谨慎将事。如今的责任是将刘锡彤等人及葛品莲尸棺“押解送部”,须防别生枝节。案内人犯,可能会畏罪自杀;检验尸骨结果,是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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