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3 / 8）

业如日中天，方当盛时，何以突然自杀？启人疑窦者在此。

各方传言，说李纯之死，与他的部下齐燮元有关，此人籍隶天津附近宁河县，与李纯算是小同乡。他本来是第六师第十二旅旅长，一向为李纯所倚重，及至升了第六师师长，关系更加密切，公认为李纯的心腹大将。

但也有人说，齐燮元工于心计，早有取李纯而代之的异心。李纯死后，秘不发丧，齐燮元布置了一天，才于十月十二日宣布“巡师祈望和平统一，自杀以促国人觉悟”，同时公布了李纯的遗书，表示“痛心国事”。而这封遗书，传说出于伪造。李纯有个同乡，仿他的书法，可以乱真，为齐燮元罗致在幕，李纯的遗书，即出于此人的手笔。

至于齐燮元被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李纯保荐齐燮元，以江宁镇守使代理江苏督军，“恳请中央特简实授”，并非生前的安排，仅是遗书中的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仿照当年李鸿章保荐袁世凯的故事。李鸿章为俄国人所凌逼，病殁北京贤良寺，遗书中保荐袁世凯，说“环顾海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这实在不是李鸿章的本意，而是他的部属如袁世凯的亲家周馥等人，在代草遗书时加上去的。同样，保荐齐燮元，亦非李纯的本意。若有此意，为何生前并无表示？

当潘复未奉派到南京调查以前，京沪各大报的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所记“官方人士”的说法，亦顾有道理，若说“国事日非，遂萌厌世之念”，那是将北洋军阀的人品，捧得太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有一个相信。不过，李纯好名是事实。而在江苏，声誉大损，这是促成他自杀的一大动机。他在江西除了喜欢荐用亲戚同乡以外，对民政绝少干预。直皖战起，一改常态，不待北京政府命令，擅调一贪污有据的俞某为财政厅厅长，又保荐王克敏为省长，大为江苏士绅所反对。北京为了顾及民意，收回成命，改任王瑚为江苏省省长。至于财政厅厅长，李纯不肯让步，他坦率表示，财政为军事命脉，必须是他信任的人，才能确实控制饷源。这也是实话，北京政府便准他另行保荐。

这回保荐的是他在江西所收的干儿子，姓文名龢，据说是文廷式一家。文龢随义父到了江苏，当的都是肥缺，先主烟酒公卖；后调两淮盐运使，名声当然不会太好，所以江苏士绅反对如故。省议员中有人提倡“苏人治苏”，所见太狭，不足重视。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县商会等等人民团体的一通联合通电：“徒以军民有分治之名，无分治之实。军费日渐增加，民政无由发展，倘财政再入军署私人掌握，苏民其何以堪？”言简而意赅，非常有力，省议员且曾表示，如果北京政府一定用文龢，江苏将以拒绝纳税，作为抵制。

此时的报纸，日日有攻击李纯的报道与评论，渐渐形成一种江苏人对江苏省政的主张，除了文龢在任不纳税以外，另外两点是：“外债以苏产作抵，苏人不能承认”及“李纯既如此跋扈，中央应明令解职”。

据说李纯在看报以后，曾经痛哭，自道：“我在江苏，抚躬自问，良心上对得起江苏人。如今为了一个财政厅厅长，如此诋毁我的名誉，有何面目见人？”接着便命副官到机器局，将他交修的手枪，取了回来。这把手枪，便是他用来自戕之具，时间是在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许。

到得天明，齐燮元召集江苏省省长王瑚、四省剿匪总司令陈调元等人，到督署开会。报告李纯自杀，保荐他为督军，同时公布了遗书。

遗书一共五封，一是道自杀的原因；二是对国事的期望；三、四是分别交代江苏、安徽的政务——辖区本有江西，大概由于江西督军陈光远，在李纯一发表为苏皖赣巡阅使时，即有不受节制的表示，所以对江西政务的交代，独付阙如。

第五封写给他的胞弟李桂山，说“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可是遗产有二百数十万元。来源是“祖遗产”“一生所得薪公”及“实业经营所得”，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灾赈，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费”。像这样能说出私财的具体数字及其来历，似乎遗书又非他人所能伪造。究竟自杀的真相如何？唯有等“中央大员”到达，才有水落石出的可能。

潘复带着随员到达南京，由齐燮元陪着在行馆中安顿略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李纯灵前行礼。

灵堂设在督军公署西花厅，齐燮元派人代为预备了清香素果的祭品，上香行礼既毕，孝子磕头答谢。李纯的参谋长何思溥延宾到客座待茶。方在寒暄之际，只见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人，头戴白结子的青布小帽，身穿毛边黑布薄棉袍，形容惨淡地走来，朝潘复面前跪下来就磕了一个响头。

“不敢当，不敢当。”潘复急忙避开，问何思溥说，“这位是什么人？”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