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6 / 8）

这年民国十年，照中国人的习惯，溥仪十六岁，到了“大婚”的年龄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两朝，都为了立后发生意见，影响到大局，所以王公大臣对这件大事，无不表示关切，力主慎重。当然最关心的是宫中的太妃，都希望能像慈禧太后那样，通过皇后来控制皇帝。

由于庄和太妃去世，只剩下三位太妃。其中荣惠太妃没有什么意见，所以对皇后人选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敬懿太妃是同治的瑜妃，由于慈禧太后的遗诏，以溥仪继承穆宗，兼祧德宗，所以敬懿太妃认为“立后”应该由她做主。

但是原为光绪瑾妃的端康太妃，却毫不买账。主要的是袁世凯曾经干涉过小朝廷的“内政”，指定端康为四妃之首，主持宫中一切事务。这情形就像“太上皇帝”指定某妃摄领“中宫”一样，理直气壮。敬懿虽很能干，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紫禁城由日本兵看守。她跟庆王奕劻内外相维，宫中居然匕鬯不惊，供应无缺，颇为慈禧太后所嘉许。无奈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大权既早为瑾妃所得，亦只得委屈。好不容易遇着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自然不肯放松，非争到不可。

一个名正言顺，一个理直气壮，彼此相持不下，将载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苦不堪言。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由溥仪自己挑选。

本来立后的程序，开始亦只是在秀女中物色，同、光两朝皆由太后主持，初选与复选，中意的留下，淘汰的便将载有旗分、父兄姓名职衔、本人年岁的“绿头签”抽出，名为“撂牌子”，一撂再撂，到后来，剩下四个人时，才由皇帝亲自选定，将一柄如意递了过去，便是皇后；选为妃子的，便赏一个荷包。

到了小朝廷，选秀女的制度，早就不存在了。立后亦未便将人家的闺女排成一排，当面挑选。变通办法是拿照片来挑。

照片一共四张，都是全身，所以脸很小，不容易分辨妍媸，溥仪亦不觉得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随随便便挑了一张，在照片背后，用铅笔画上一个圈。

这个姑娘才十三岁，姓额尔德特氏，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于是端康太妃表示反对，说文绣家境贫寒，长得也不体面，不如她看中的那个姑娘，既富且美，硬叫王公大臣劝溥仪重选。

端康所属意的是满洲的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叫婉容，字慕鸿，跟溥仪同岁，长得确是很美，而且是一张富态的圆脸，很像个皇后的样子。

溥仪可有可无重新圈选了一次。这一来敬懿自然要出面相争了，但却争不过端康。主要的原因是，荣源是宗室毓朗的女婿，而毓朗与“涛贝勒”的关系很深，一起当过“军咨府大臣”。加以荣源有钱，太监得了他的好处，都劝敬懿不必再争。最后终于取得了妥协，由荣惠太妃出面调停。

“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也就不能再嫁别人了，选为妃子吧。”

这已是“宣统十四年”——民国十一年春天的话了。议婚一事，前后经过一年之久，及至定局，紧接着就是筹备“大婚”。

在同、光两朝，这是内务府与太监发财的机会。当时筹措婚费，搜括到各省，督抚私人皆有进献。如今连民国财政部应发的优待岁费，尚且积欠，婚费只得另筹财源，内务府大臣与北府几次商议，限定在三十六万元以内开支。

除了张作霖代为卖地的二十万元现款以外，还差十六万元，只有用两个办法筹措，一个是由内务府分函遗老报效；一个是找古玩字画、金银瓷器去变卖，或者抵押。

为了变现方便，这一回是以出售金器为主。有一座一人高的金塔，是明朝嘉靖年间所打造，七级浮屠，玲珑剔透，精美无比，但照金子的重量计算，一千二百两重，金价每两三十五元，卖了四万二千元正。

这件事让庄士敦知道了，决定“进谏”。这天清晨拿了一张报，指着一段新闻说：“请皇上看，东城拿住一个小偷，他原来是‘镇国公’。宜武门外棉花七条破获一处娼寮，其中有两个妓女，出身王府。”

听了这些话，溥仪心里很不是味儿，正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把旗下贵族的面子找回来，庄士敦却又开口了。

“臣住的地安门大街，这三年又开了好几家古玩铺，还有票庄、当铺。投资的东家，不是内务府的人，就是太监。”

“他们哪里来的钱？”溥仪直觉地说，“这得彻查！”

“皇上问得是，他们哪里来的钱？不过彻查恐怕不会有结果。”庄士敦又说，“只有皇上自己了解他们的作弊方法，亲自监督，才会有用。不过还没有到时候，‘谋定后动’。皇上现在得研究他们怎样作弊。”

“你倒告诉我听听，他们怎样作弊？”

“譬如说，内务府拿出去的金器，都是有来历可考的。在欧洲，这应该当作名贵的艺术品，送到拍卖场，由有名的经纪人主持拍卖，归出价最高的人承购，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现在内务府只算金子的重量，像一座金塔，重一千二百两，只卖四万多元，只有傻子才会